在吉林省博物院，有一个享有“单间”待遇的镇馆之宝——汉错金银“丙午神钩”铜带钩。这件文物不仅工艺精湛股民之家，其历史渊源更是非同寻常。
带钩为古代贵族和文人武士系腰的饰物，盛行于战国至汉代。
这件“丙午神钩”堪称汉代工艺的巅峰之作：钩首兽目镶嵌红宝石，钩身作鸟喙神人抱鱼吞食状，尾部错银飞凤展翅欲飞，通体鎏金银丝交错生辉。
尤为独特的是，其腹面错金铭文“丙午神钩，君必高迁”八字吉语，堪称汉代“祝福文创”的典范。
这件艺术杰作，作为东汉王朝赐予扶余贵族的信物，既是中央政府经略边疆的见证，更是中原与东北亚地区文化交融的生动写照。
▲汉错金银“丙午神钩”铜带钩，于1968年出土于吉林省榆树市刘家乡福利村，长15.7厘米。（图片来源：悠游吉林微信公众号）
展开剩余88%（一）神钩金印话共生
扶余（又称夫余、凫臾、扶馀），作为中国古代濊貊族系的重要分支，是我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地方政权之一。
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扶余国在玄菟郡以北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北与鲜卑相接，北有弱水（今黑龙江或松花江），国土方圆两千里。
▲东汉时期的扶余。（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东汉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扶余国王派使者进贡，光武帝刘秀给予丰厚回礼，由此确立“岁通”的朝贡关系。
目前虽尚不清楚“丙午神钩”具体由哪位东汉皇帝所赐，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样的互动绝非简单的礼物交换——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扶余王派王子尉仇台到洛阳进贡，汉安帝赐其“印绶金彩”。
带钩与金印，一系腰间，一佩胸前，共同构成中原礼制在边疆地区的具象化表达。
按照汉代宫廷的葬仪规制，皇帝、诸侯、藩国王及大贵人、公主，死后可分别享用玉衣葬服。
《三国志·扶余传》记载，汉朝将赠赐扶余王的玉衣藏于玄菟郡府库，一旦扶余王死便可领用。三国时，辽东大乱，魏明帝平灭公孙渊之叛时，点检玄菟郡库藏，发现尚留存有一领预留给扶余王葬用的银缕玉衣。
▲汉代玉衣股民之家。（图片来源：徐州博物馆官网）
这种赠赐绝非单方面施恩：当鲜卑南下劫掠辽东，扶余骑兵助汉军守城；高句丽崛起之际，曹魏会派遣扶余夹击。
这种博弈形成独特共生——汉赐铁器提升扶余军力，扶余战马充实汉军骑营；中原礼制塑造扶余官制，扶余的“迎鼓祭天”则被吸纳为汉廷边塞仪典。
自汉武帝设玄菟郡将扶余纳入边疆治理体系，到辽东公孙氏视扶余为战略屏障，至曹魏时期仍维持“岁致贡献”的朝贡传统，这种基于文化认同的柔性治理模式，让松花江畔的城寨与长安未央宫的诏令遥相呼应。
（二）玄鸟鱼鳖传文脉
扶余文化是一种特色鲜明的文化类型。它萌生于青铜时期的松嫩平原，以当地文化为根基，在整合吉林、长春一带本土文化的同时，充分吸纳中原文化要素，历经长期交融发展，最终塑造出别具一格的文化形态。
首先，扶余的创国传说与华夏上古传说颇为类似：
话说东北极北之地有一橐（tuó）离国，国主外出时，身边的侍女竟然有孕。国王欲杀之，侍女辩称是因“气如鸡子从天降”而忽然受孕，最终说动国主得以不杀。孩子出生后，国王将其弃于猪圈、马栏，却皆得牲畜护佑存活，国王以为神异，遂留其性命，取名东明。
东明长大后擅长射箭，国王忌惮，仍欲加害，东明逃亡至掩水边，以弓击水，鱼鳖浮聚成桥助其渡河，最终到达扶余国，并在那里称王。(《后汉书·东夷列传》)
▲扶余国的立国者——东明。（图片来源：吉林市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不难发现，扶余神话与商周始祖的神异传说极为相似。传说商代始祖契的母亲“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而周代始祖后稷的母亲“姜原踩巨人足迹受孕而生后稷”。而在具体细节上，又与周的传说更为接近。传说姜原生子后认为不祥，将其丢弃在窄巷、山林和冰渠，但马牛避之、飞鸟护之，这与扶余国东明受神灵护佑而不死是一样的。
这种契合表明，扶余立国传说很可能是在融合商周文化元素的基础上逐渐演化形成的。
其次，扶余政权的礼制体系呈现出明显的中原化特征。例如《晋书》载其“会同揖让之仪有似中国”，明确指向中原礼制的影响。其“以殷正月祭天”，说明扶余使用中原地区的历法；军事占卜时“杀牛观蹄以占吉凶”的习俗，则与殷商甲骨占卜传统一脉相承。
▲扶余鎏金铜面具，20世纪40年代出土于吉林省吉林市东团山遗址。专家认为其刻画了扶余国成年男子形象。（图片来源：吉林市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三）铁器漆奁见交融
《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扶余在东夷之域中“最为平敞，土宜五谷”，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有畜牧与渔猎。根据扶余国“以六畜为名”的官职推测，扶余的农业和畜牧业已经相当发展。
在农业方面，中原的铁器技术对扶余的耕作和生产方式产生深刻影响。以吉林市帽儿山扶余墓地的考古发现为例，出土的金属器物数量可观且种类丰富。其中，铁质生产工具包括铁镢、铁剑、铁刀、铁锥、铁马衔等；铜器则涵盖权杖、铜镜、锸、泡饰、车辖等器型。
通过比对分析可知，这批金属器物与辽东半岛汉代墓葬出土文物存在高度相似性。特别是铁制农具以及具有典型汉代风格的规矩铜镜，其蕴含的汉文化特征尤为显著。
▲扶余文化分布的帽儿山墓地群。（图片来源：吉林综艺文化频道微信公众号）
▲帽儿山出土的青铜人首车辖饰。（图片来源：吉林市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在手工业方面，除了上述种类繁多的工具之外，汉代漆器工艺的鼎盛发展对东北亚地区的扶余文化产生了显著影响。考古发现显示，在帽儿山墓地出土了漆耳杯、漆奁盒、漆勺及漆盘等器物，其造型与纹饰特征与中原同时期器物高度相似，可能通过贸易、赏赐或间接传入。此外，东团山遗址也发现少量漆器残片，反映中原漆艺技术的传播轨迹。
值得注意的是，在扶余文化遗址的出土遗物中，陶器是出土数量最多的器物类别，其中蕴含的中原文化元素尤为突出。
以帽儿山和东团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为例，其典型器物如鬲、鼎、甑等炊器组合，不仅在器类构成上与中原礼器系统完全对应，具体器形特征亦清晰呈现出中原文化范式的深刻影响。
▲扶余时期的漆盘。（图片来源：吉林市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扶余时期陶器座，2016年出土于东团山遗址。（图片来源：考古吉林微信公众号）
扶余存国六百余载，几与两汉、魏晋南北朝相始终。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扶余与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建立了良好的往来关系。
公元494年，扶余国亡于高句丽，但其文化血脉却通过多条路径得以延续：一支遗民北迁成为“林木中百姓”，后与肃慎融合为粟末靺鞨；另一支融入高句丽，在唐代时孕育出“海东盛国”渤海。
这种文化传承至今依然可寻：吉林扶余市的满族剪纸中，“濊人祭天”与“中原社火”元素和谐共存，共同见证着中原与东北大地数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
从濊貊融合到扶余建国，从尉仇台赴洛阳朝贡，到扶余遗民星散为汉、鲜卑、高句丽血脉，东北大地始终上演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交响。今日，当我们驻足凝视“丙午神钩”，看到的不仅是古人的匠心独运，更是一部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文明史诗。
（作者简介：王琴艳，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硕士研究生；罗旖旎，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学艳，大连民族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来源：道中华股民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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